mutoulg 的个人博客

最近喝了几场酒，两次和大学同学，一次和前同事，还有一次是现在的同事和几个朋友。前几次都醉得够呛，只有最后这次在家里喝得刚刚好，嗯，主场优势果然还是有效果的。

上次和前同事喝酒之后我发了一条围脖说“哥醉了”，马上有个哥们儿回复说“操，你丫跟我喝就从来没醉过。”他说的是实话，他在广院的时候，我俩偶尔喝点小酒，他也知道，我确实是不爱喝酒，我一直觉得喝酒这事儿只要自己觉得“刚刚好”就可以到此为止了，何必非要喝到哇哇大吐丑态百出呢？是吧，所以以后喝酒咱都悠着点，万一不幸又没搂住，谁也不许他妈的拍照！！

上一次和同学喝酒是在老莫道不消魂毛家。老莫道不消魂毛是个地道的酒鬼，以至于有人说“看到老莫道不消魂毛我就醉了”，其实我一接到老莫道不消魂毛电话醉了。

“我要回青海了。”他在电话里说。

“啊？”我吃了一惊。

“年前就走。来我家喝酒吧。”

这已经是我最近听到的第三个朋友要离开北京的消息。经历了毕业，我还以为留下的也就留下了，没有想到还是陆陆续续地有人离开。

那天，一直叫嚣着的朱总先倒了，然后从来没见他吐过的老张吐了一地，老汪拉着我一个劲絮絮叨叨，非要跟我争到面红耳赤，后来听他们说，我都已经睡着了，老汪还执著地坐我旁边，一个劲问“你说对不对，光哥？”

那天晚上唯一清醒的男生应该是老马了，老马本来跟我是一个酒量级的，但因为他来的晚，他到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喝得差不多了，所以成就了他。后来老马提议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和一般的酒桌游戏不同，我知道是不是老马的首创，游戏的规则很简单：每个人讲一件最近自己最郁闷的事情，如果其他人觉得这事确实郁闷，就喝一个。只要有一个人觉得这事儿不够郁闷，讲述者就要自己喝一杯。

第一个人说：“我买房了。我知道这个时候买房不是一个好时机，但是为了结婚，我没办法……你们知道吗，为了凑齐首付，家里人把七大姑八大姨全借遍了……我现在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房贷……我他妈的现在还没有工作，在央视实习了几个月才发了两千块钱，自己还搭进去一千块钱……”我原以为他混得如鱼得水。以他和能力和性格，他本该混得如鱼得水呀！大家主动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我在想我郁闷的是什么，想好了，还没轮到我，我就迷迷糊糊地被扶到床上睡觉去了。后来听他们说，第二轮还是大家一起喝了。第二个讲的人就说了四个字——“我失恋了。”我们都知道，她是一个好女孩，应该有一个好男朋友。

而我要讲什么，你们懂的。就像老马在上一次同学聚会之后发的一条记录：04新闻有一种魅力，别人不懂，但你懂的。

本来想写写昨天，结果又跑题了。我记得几乎每次K歌陈昆都得唱小沈阳那首《我的好兄弟》，“朋友的情谊啊，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还记得。朋友的情谊啊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

朋友，人生的路啊，要一步一步的走。

这杯中的酒啊，且一口一口地喝……

       我只是忽然想起，上学时和几个哥们儿经常半夜跑到西街，买上半个西瓜，然后找家店坐下来吃烤串、喝点酒。

在靠近西街南口的地方，有一家店叫十二木卡姆的新疆餐馆，我们一般都会去那儿。它旁边的店貌似已经换过几次了，不过十二木卡姆一直还在。

喝酒是免不了的，但他们都知道我不能喝，所以也不会使劲灌我，所以最后喝多的总是他们。酒喝多了之后，上厕所是免不了的，可附近的公共厕所到点就锁门，搞得我们只能往北走100米去一家网吧。连着去上几趟之后，我终于听到网吧老板无奈地说了一句“靠，又来了。”

喝完酒如果还不想回去，就回我们亲爱的母校溜达溜达，一般会在南院操场门口停下来，因为那儿有一个24小时不关门的卫生间，一直憋着没吐的也终于可以在这儿吐个痛快了。

我们班有一个酒鬼叫老莫道不消魂毛，跟兄弟喝起酒来不要命的那种，曾经有一次喝得不省人事，从床上摔下来，吓得我们赶紧把他送到民航医院。在他昏迷的过程中，已经花了一千多块钱。后来醒了之后听到这个消息，丫第一句话就是“以后再喝多了不用送我来医院”……毕业之后老莫道不消魂毛出国转了一圈，然后回北京工作了，前几天半夜接到他电话，说他和老汪没喝够，要回西街，让我和老张继续陪他喝。于是我就又半夜癫癫地跑到西街去了。

老莫道不消魂毛显然又喝多了，我让他去我那儿住，好说歹说才答应。可是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愣是非得打车回去，我拗不过他，又看他说话似乎没那么迷糊，就把他送上一辆出租车，跟师傅交待好地方，回家睡觉去了。事实证明，我实在高估了丫喝酒以后大脑的清醒程度。

第二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一听，是老莫道不消魂毛：“昨天晚上后来发生了什么，我的手机和钱包都找不着了。”我那叫一个无言以对欲哭无泪呀，我怎么知道你上车以后发生了什么。。。

昨天晚上，我一个人跑到西街晃了晃，然后很矫情的给三个兄弟发了短信，很快，我接到了从新疆打来的电话，没过几秒钟，又来了从美国打来的电话，赶紧把新疆的挂了，半个多小时以后他才再次把电话打进来。挂了两通电话，我才看到一个小时前从丰台发的短信。嗯，我很欣慰。

我在大兴挺好的。

下午五点接到江律师短信，崔各庄好孩子幼儿园女老师王洁遭遇暴力拆佳节又重阳迁。外面开始下雨，尽管对于北京一下雨就瘫痪的交通状况深恶痛绝，还是决定过去瞅瞅。

两个多小时后，到了崔各庄，又找了半天，才到幼儿园。好像是一片旧厂房，其中王洁的幼儿园是一个单独的小院。推门进去，漆黑一片。“已经断水断电差不多两个月了。”王洁告诉我。

王洁是河北保定人，多年来一直在北京为“外来建设者”（这是我前几天从同事那里学来的新词，据说现在不让用“农民工”了，一律改用“外来建设者”）的孩子们做幼儿教师。位于崔各庄的好孩子幼儿园是王洁一年前创办的，因为房子是租来的（合同签到2014年），所以王洁“拿不到一分钱的拆佳节又重阳迁补偿”。

“房东说给我5000块钱，让我马上搬走。可是这房子光装修就花了我好几万啊，我还给孩子们装了空调，5000块钱怎么可能打发我走呢？后来房东说给我一万，我要是还不走，一分钱也拿不到。”然后，房东就再也没有接听过王洁的电话。

王洁找到村委会，村委会说在她和房东的矛盾没有解决之前，不会批条子的，但是今天，当王洁再次找到村委会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已经变了，他们让王洁“先搬出去，然后再谈。”

“我在的时候怎么不跟我说谈？搬出去了还能谈吗？”王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为了让王洁尽快搬走，断水断电的措施在5月17日就开始实施——他们担心王洁会拿幼儿园的孩子相要挟。“他们把我想得卑鄙了，我才不会拿我的孩子们当法码去要挟他们。”我不得不承认，我之所以大老远跑过去，也是因为“幼儿园”三个字，我想到的是，那里可能有一群孩子，仅仅拆佳节又重阳迁，哪怕仅仅是暴力拆佳节又重阳迁也已经不足以提起记者的兴趣。听到王洁这么说，一阵不好意思。事实上，王洁早就把幼儿园搬到了顺义。尽管离崔各庄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很多家长还是把孩子送到王洁的幼儿园。

“我知道有很多人发财，但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只是想拿回损失的那部分，毕竟这房子才租了一年多。”王洁本来想攒下点钱供女儿上大学，但这么一折腾，“女儿的学费也没了”。王洁的女儿今年刚刚参加完高半夜凉初透考。

幼儿园搬到顺义之后，王洁就要两头跑，白天在幼儿园，晚上跑回崔各庄住，她担心她不在的话，幼儿园没准哪天就没了。即便如此，还是有意外发生了。7月9日上午，一群人撬开了幼儿园的大门。有人给王洁报信，她赶紧从顺义跑回来，但她发现，屋子里仅有一些生活用品已经“全被抢走了”。

下午，又来过两拨人，王洁把住门口不让对方进入，在与对方的交涉中伤了胳膊，王洁说，作为一个老师，感到很受伤，她当时很想去抓那个人的脸，但她“做不出来”，她从来都教育孩子们“要文明”。

外面的雨很大，可是屋子里面依旧不凉快，我问她，最热的那两天你也住在这儿吗？她笑着说：“一宿没睡，不停地用报纸扇风。”她递给我一瓶纯净水，断水以后，她只能去买瓶装水，这对于一个平时几乎不买水喝的人来说“有点奢侈”，所幸的是，小卖店的老板在得知她就是幼儿园的王老师后，每瓶水便宜五帘卷西风毛钱卖给她：“以前老听说幼儿园的王老师，原来你就是啊。”有时候，家长也会给她送吃的过来。

王洁点了一根蜡烛，对我们说：“你们肯过来跟我说句话我就挺感激的，真的。你们不知道，第一天断电的时候，就我一个人，时不时的有野猫叫唤，特别……”

王洁的女儿现在在北京一家餐馆打工，她知道妈妈办幼儿园赔了钱拿不到赔偿，但她并不知道妈妈每天要一个人睡在一间没水、没电、需要点两盘蚊香才能驱赶蚊子的屋子里。她想报考河北师范大学，但被王洁制止：“她已经这么大了，我充分尊重她的选择，但只有一个条件，不要再当老师。”

2010.07.09

PS：从幼儿园出来往公交车站走，雨下得更大了，路上碰到一个幼儿园孩子的家长，留我在她家住宿，我说今天有朋友要到我那儿借宿，必须得回去，她反复地说“这么大的雨，让我老公找辆车送你回去吧。”我谢绝了她的好意，她执意在雨中等到公交车来把我送上车。等车的时候，她和我说：“王老师真是个好人呐。她办的幼儿园收费相对较低，我们这些打工的人负担得起。而且，很难找到像她对孩子这么负责的老师。”

需要王老师电话的请联系我。欢迎转发。

没有电，王洁只能靠蜡烛取亮

前些天终于看了一直想看的《冰点故事》，李大同老师写得当然灰常好看。关于“冰点”就不说什么了，倒是其中有一段“倪铭”写的关于《焦点访谈》的文字，这段文字是1998年的，对照一下现在的《焦点访谈》，实在让人唏嘘：

这些被“访谈”过的干部们，还有很多没被“访谈”过的也在内，大家都有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取消《焦点访谈》。因为《焦点访谈》标志着监督的存在，标志着舆佳节又重阳论的存在。《焦点访谈》是喉咙里共同的鱼刺，没有才好，化成软面条暖胃更好。

      汶川大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周年祭的时候，我就想写个“周年记”了，一直没腾出时间，再加上自己经常犯懒，就拖到了现在。

来到《青年周末》一年了，我却越来越惶恐。大概在4月份的时候，一位上海的同行向我打听吴加芳的联系方式，然后在MSN上闲聊的时候，她说了一句：“现在每家媒体应该都在策划纪念‘5·12’一周年的报道吧。”

坐在电脑这边的我愣了好久，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打了三个字回复——“可能吧。”因为我知道，我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策划，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一直在找一个与此有关的选题，至少体现在自己负责的版面上。

还有一段对话，发生在大约一年前，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同事临时找我，让我帮她采访一位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在我向Z教授表明自己的采访意图之后，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你以前是学什么的？”

“我是学新闻的，Z老师。”

“你要是学法律的可能好办一点。”

“可能是吧，我也是刚毕业参加工作不久，所以希望您能帮个忙……”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的。”

“问题是，学新闻的……我和你说不清楚……这样吧，你另外找人吧，好吗，我在外面，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在电话里说清楚。”

“我们希望您也能说一说，这样更全面……”

“我经常接到你们学新闻的电话，你们就是前面讲一通这个事情，后面找几个专家学者做垫背的，这就是你们所学的新闻。”

“……”我一时语塞。

其实当时我很想和他说：“Z老师，我们是一家负责任的媒体，我是一个负责任的记者。”但我竟始终没有说出口。

直到今天，如果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恐怕，我还是没有勇气说出口。

我也在不断地问自己：我究竟算不算上“一个负责任的记者”？

小邓姐姐辞职了，带着她那份“天生就会关注那些国计民生的选题的独特视角”（郑老师曾经的评价）去了刚刚创刊的《中国周刊》——“因中国崛起而创新，为民族复兴而命笔”。

小邓姐姐，当你在MSN上和我说：“你们是独家”的时候，说实话，我真的有点不太习惯。你没有发现吗，我和你说话的时候，说的是“你在那边……”

当然，还是应该祝贺你。我开始想写这篇的文章的时候，所想的标题是“谨以此文送给选择辞职的小邓姐姐”，不过当我真正动笔的时候，我写下的是“送给再次出发的小邓姐姐”。

当时本来只是写给你一个人的，不过现在看来，也应该一并送给其他人吧。

或许，还会送给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