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和前同事喝酒之后我发了一条围脖说“哥醉了”，马上有个哥们儿回复说“操，你丫跟我喝就从来没醉过。”他说的是实话，他在广院的时候，我俩偶尔喝点小酒，他也知道，我确实是不爱喝酒，我一直觉得喝酒这事儿只要自己觉得“刚刚好”就可以到此为止了，何必非要喝到哇哇大吐丑态百出呢？是吧，所以以后喝酒咱都悠着点，万一不幸又没搂住，谁也不许他妈的拍照！！

上一次和同学喝酒是在老莫道不消魂毛家。老莫道不消魂毛是个地道的酒鬼，以至于有人说“看到老莫道不消魂毛我就醉了”，其实我一接到老莫道不消魂毛电话醉了。

“我要回青海了。”他在电话里说。

“啊？”我吃了一惊。

“年前就走。来我家喝酒吧。”

这已经是我最近听到的第三个朋友要离开北京的消息。经历了毕业，我还以为留下的也就留下了，没有想到还是陆陆续续地有人离开。

那天，一直叫嚣着的朱总先倒了，然后从来没见他吐过的老张吐了一地，老汪拉着我一个劲絮絮叨叨，非要跟我争到面红耳赤，后来听他们说，我都已经睡着了，老汪还执著地坐我旁边，一个劲问“你说对不对，光哥？”

那天晚上唯一清醒的男生应该是老马了，老马本来跟我是一个酒量级的，但因为他来的晚，他到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喝得差不多了，所以成就了他。后来老马提议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和一般的酒桌游戏不同，我知道是不是老马的首创，游戏的规则很简单：每个人讲一件最近自己最郁闷的事情，如果其他人觉得这事确实郁闷，就喝一个。只要有一个人觉得这事儿不够郁闷，讲述者就要自己喝一杯。

第一个人说：“我买房了。我知道这个时候买房不是一个好时机，但是为了结婚，我没办法……你们知道吗，为了凑齐首付，家里人把七大姑八大姨全借遍了……我现在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房贷……我他妈的现在还没有工作，在央视实习了几个月才发了两千块钱，自己还搭进去一千块钱……”我原以为他混得如鱼得水。以他和能力和性格，他本该混得如鱼得水呀！大家主动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我在想我郁闷的是什么，想好了，还没轮到我，我就迷迷糊糊地被扶到床上睡觉去了。后来听他们说，第二轮还是大家一起喝了。第二个讲的人就说了四个字——“我失恋了。”我们都知道，她是一个好女孩，应该有一个好男朋友。

而我要讲什么，你们懂的。就像老马在上一次同学聚会之后发的一条记录：04新闻有一种魅力，别人不懂，但你懂的。

本来想写写昨天，结果又跑题了。我记得几乎每次K歌陈昆都得唱小沈阳那首《我的好兄弟》，“朋友的情谊啊，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还记得。朋友的情谊啊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

朋友，人生的路啊，要一步一步的走。

这杯中的酒啊，且一口一口地喝……

在靠近西街南口的地方，有一家店叫十二木卡姆的新疆餐馆，我们一般都会去那儿。它旁边的店貌似已经换过几次了，不过十二木卡姆一直还在。

喝酒是免不了的，但他们都知道我不能喝，所以也不会使劲灌我，所以最后喝多的总是他们。酒喝多了之后，上厕所是免不了的，可附近的公共厕所到点就锁门，搞得我们只能往北走100米去一家网吧。连着去上几趟之后，我终于听到网吧老板无奈地说了一句“靠，又来了。”

喝完酒如果还不想回去，就回我们亲爱的母校溜达溜达，一般会在南院操场门口停下来，因为那儿有一个24小时不关门的卫生间，一直憋着没吐的也终于可以在这儿吐个痛快了。

我们班有一个酒鬼叫老莫道不消魂毛，跟兄弟喝起酒来不要命的那种，曾经有一次喝得不省人事，从床上摔下来，吓得我们赶紧把他送到民航医院。在他昏迷的过程中，已经花了一千多块钱。后来醒了之后听到这个消息，丫第一句话就是“以后再喝多了不用送我来医院”……毕业之后老莫道不消魂毛出国转了一圈，然后回北京工作了，前几天半夜接到他电话，说他和老汪没喝够，要回西街，让我和老张继续陪他喝。于是我就又半夜癫癫地跑到西街去了。

老莫道不消魂毛显然又喝多了，我让他去我那儿住，好说歹说才答应。可是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愣是非得打车回去，我拗不过他，又看他说话似乎没那么迷糊，就把他送上一辆出租车，跟师傅交待好地方，回家睡觉去了。事实证明，我实在高估了丫喝酒以后大脑的清醒程度。

第二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一听，是老莫道不消魂毛：“昨天晚上后来发生了什么，我的手机和钱包都找不着了。”我那叫一个无言以对欲哭无泪呀，我怎么知道你上车以后发生了什么。。。

昨天晚上，我一个人跑到西街晃了晃，然后很矫情的给三个兄弟发了短信，很快，我接到了从新疆打来的电话，没过几秒钟，又来了从美国打来的电话，赶紧把新疆的挂了，半个多小时以后他才再次把电话打进来。挂了两通电话，我才看到一个小时前从丰台发的短信。嗯，我很欣慰。

我在大兴挺好的。

两个多小时后，到了崔各庄，又找了半天，才到幼儿园。好像是一片旧厂房，其中王洁的幼儿园是一个单独的小院。推门进去，漆黑一片。“已经断水断电差不多两个月了。”王洁告诉我。

王洁是河北保定人，多年来一直在北京为“外来建设者”（这是我前几天从同事那里学来的新词，据说现在不让用“农民工”了，一律改用“外来建设者”）的孩子们做幼儿教师。位于崔各庄的好孩子幼儿园是王洁一年前创办的，因为房子是租来的（合同签到2014年），所以王洁“拿不到一分钱的拆佳节又重阳迁补偿”。

“房东说给我5000块钱，让我马上搬走。可是这房子光装修就花了我好几万啊，我还给孩子们装了空调，5000块钱怎么可能打发我走呢？后来房东说给我一万，我要是还不走，一分钱也拿不到。”然后，房东就再也没有接听过王洁的电话。

王洁找到村委会，村委会说在她和房东的矛盾没有解决之前，不会批条子的，但是今天，当王洁再次找到村委会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已经变了，他们让王洁“先搬出去，然后再谈。”

“我在的时候怎么不跟我说谈？搬出去了还能谈吗？”王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为了让王洁尽快搬走，断水断电的措施在5月17日就开始实施——他们担心王洁会拿幼儿园的孩子相要挟。“他们把我想得卑鄙了，我才不会拿我的孩子们当法码去要挟他们。”我不得不承认，我之所以大老远跑过去，也是因为“幼儿园”三个字，我想到的是，那里可能有一群孩子，仅仅拆佳节又重阳迁，哪怕仅仅是暴力拆佳节又重阳迁也已经不足以提起记者的兴趣。听到王洁这么说，一阵不好意思。事实上，王洁早就把幼儿园搬到了顺义。尽管离崔各庄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很多家长还是把孩子送到王洁的幼儿园。

“我知道有很多人发财，但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只是想拿回损失的那部分，毕竟这房子才租了一年多。”王洁本来想攒下点钱供女儿上大学，但这么一折腾，“女儿的学费也没了”。王洁的女儿今年刚刚参加完高半夜凉初透考。

幼儿园搬到顺义之后，王洁就要两头跑，白天在幼儿园，晚上跑回崔各庄住，她担心她不在的话，幼儿园没准哪天就没了。即便如此，还是有意外发生了。7月9日上午，一群人撬开了幼儿园的大门。有人给王洁报信，她赶紧从顺义跑回来，但她发现，屋子里仅有一些生活用品已经“全被抢走了”。

下午，又来过两拨人，王洁把住门口不让对方进入，在与对方的交涉中伤了胳膊，王洁说，作为一个老师，感到很受伤，她当时很想去抓那个人的脸，但她“做不出来”，她从来都教育孩子们“要文明”。

外面的雨很大，可是屋子里面依旧不凉快，我问她，最热的那两天你也住在这儿吗？她笑着说：“一宿没睡，不停地用报纸扇风。”她递给我一瓶纯净水，断水以后，她只能去买瓶装水，这对于一个平时几乎不买水喝的人来说“有点奢侈”，所幸的是，小卖店的老板在得知她就是幼儿园的王老师后，每瓶水便宜五帘卷西风毛钱卖给她：“以前老听说幼儿园的王老师，原来你就是啊。”有时候，家长也会给她送吃的过来。

王洁点了一根蜡烛，对我们说：“你们肯过来跟我说句话我就挺感激的，真的。你们不知道，第一天断电的时候，就我一个人，时不时的有野猫叫唤，特别……”

王洁的女儿现在在北京一家餐馆打工，她知道妈妈办幼儿园赔了钱拿不到赔偿，但她并不知道妈妈每天要一个人睡在一间没水、没电、需要点两盘蚊香才能驱赶蚊子的屋子里。她想报考河北师范大学，但被王洁制止：“她已经这么大了，我充分尊重她的选择，但只有一个条件，不要再当老师。”

2010.07.09

PS：从幼儿园出来往公交车站走，雨下得更大了，路上碰到一个幼儿园孩子的家长，留我在她家住宿，我说今天有朋友要到我那儿借宿，必须得回去，她反复地说“这么大的雨，让我老公找辆车送你回去吧。”我谢绝了她的好意，她执意在雨中等到公交车来把我送上车。等车的时候，她和我说：“王老师真是个好人呐。她办的幼儿园收费相对较低，我们这些打工的人负担得起。而且，很难找到像她对孩子这么负责的老师。”

需要王老师电话的请联系我。欢迎转发。

没有电，王洁只能靠蜡烛取亮

毕业两年后，再次回到学校小礼堂观看“广院之春”的初赛，为了给我的一个同学魏洁捧场。在这里有必要给非广院的同学们简单一下这个校园歌手大赛，不是广院的同学如果看到比赛现场的场面，一定会觉得广院学生素质实在低下，因为“广院之春”向来是以“哄台”闻名的，起哄的方式千奇百怪，也可算做一种比较独特的校园文化，但并非本文重点，故此处略去八百字……所以，要想站到广院的舞台上，确实是需要一些勇气的。所以，我的同学魏洁，在本科四年没有报名，现在研究生又将马上毕业的情况之下，决定把握住最后一次机会，勇敢地站上了舞台。

魏洁同学的经历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大四，在魏洁女士以及一老一新两位朋友的日志的刺激之下，有点抽风的我决定自曝当年糗事一桩。

我在大四的时候也意识到这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不过和魏洁不同的是，魏洁参加的是广院之春，我报名参加的是戏剧之夜——我一直想在舞台上演一出话剧，哪怕是个小角色。

戏剧之夜是影视艺术学院学生会办的，演员就从全校的报名者中选拔。前三年我都是观众，最后一年，自不量力的我决定试一试。本来我还拉了一个师妹陪我去壮胆，结果这死丫头临时放我鸽子，又纠结了一阵，最终我自己还是去了。

当天的情况是这样的，报名的同学每六人一组，考官临时指定一个场景，然后六个人用五分钟的时间商量好分别饰演角色，周围有六七组导演（这六七组导演的剧本已经通过，他们从报名者当中选择适合自己剧本角色的演员），每当六个人表演完毕之后，各组导演会把自己有意向的演员叫过去进一步聊一聊，作为备选。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好，当我们六个人表演完之后，尴尬的场景出现了，其余五个人都被各组导演叫走，只有我一个人呆立在原地。我当时真想转身就走，但无奈我们都已经在表演前把自己的书包放在屋子的另外一角，所以如果我要走的话，就得先去拿书包，再从现在的表演场地经过，才能出去，这同样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场景。小时候写作文经常写“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但是直到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这种想要钻到缝里去的感觉。

于是，就在我不知道该不该的时候，一位美丽、大方（此处省略褒意形容词若干）的女导演把我叫了过去，问我是哪一级的。我十分不好意思地告诉她我是04级的。我确定她吓了一跳，是呀，哪有大四的学生还报名参加这种活动，她差点站起来跟我说一句“师哥好”，然后说有一个角色可能适合我，到时如果有需要会和我联系，并且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

我就算再傻也会清楚地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用于安慰我的善意的谎言而已。但我仍然对她心存无限感激，我真的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尴尬的时刻。

后来，我还是去看了当年的戏剧之夜。现在已经不记得那个女导演的名字，不过我记得她导的那个戏叫《哑女》。而且我还记得，《哑女》拿到了当年戏剧之夜的最高奖项。

PS：我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能写这些呢？看来真的有点抽风。

这些被“访谈”过的干部们，还有很多没被“访谈”过的也在内，大家都有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取消《焦点访谈》。因为《焦点访谈》标志着监督的存在，标志着舆佳节又重阳论的存在。《焦点访谈》是喉咙里共同的鱼刺，没有才好，化成软面条暖胃更好。

话说我长这么大还没长过这东西，某天早上一觉醒来觉得眼皮肿，过了一天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于是便一个电话打给了沧州神医——我妈。。。= =|于是，我妈开始了电话诊断：

“晚上睡得好吗？”

“还行。”

“身上其他地方肿吗？”

“不肿。”

“疼吗？”

“有一点。”

“那痒吗？”

“痒。”

“哦，没事，”我妈得出诊断结论，“八成是蚊子咬的！”

“……哦。”

挂断电话，总怕这个儿科大夫出身的神医老妈看眼科疾病不太灵光，于是就去了趟民航医院。眼科大夫翻了下眼皮，然后说了三个字：“麦粒肿。”

看来，即便是神医也难以避免电话看病可能产生的误诊。

这麦粒肿前前后后折腾了我得有一个月，最后还是没能避免挨了一刀。

因为之前在网上查了查说这病容易复发，所以问了非常担心地问了大夫一句是不是这么回事，结果大夫似乎有点不耐烦的地告诉我：“青春期就容易得这病！”

我很礼貌且很高兴地说：“谢谢大夫！”

另外，刷卡交费的时候，我居然一时想不起密码，试了三次才猜出来，原来眼睛上用这么一点麻药也会影响脑子，所以建议某四同学这样脑子不太好的以后要是需要在眼睛上动些手脚的话，就忍一忍别用麻药了……

    亚洲和李萌夫妻二人要开始他们在美洲的留学生活了。
    因为李萌在回国时已经买好返程机票，所以亚洲没有买到和她同一航班的机票，只能晚出发大半天。我去机场送了他，这家伙真是一点情调都没有，临了的时候，我分别已经放下了手里的东西，准备和他拥抱一下，谁想他只是伸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拖着行里箱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们婚礼当天的照片我一直没有发上来，今天放上来，也算是对他们即将开始新生活的祝福吧。那并不是一场豪华的婚礼，却是我参加过的最幸福的婚礼。每一个参加他们婚礼的人，都能明白那份来之不易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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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今天不是来煽情的，所以祝福部分到此结束，下面是控诉部分。
    我那亲爱的亚洲同学临走了还给我布置了三个任务。上午一到他家，他便拿出三本书递给我，我以为是要送我，结果来了句“帮我去首图还了吧，我也不知道已经超期多少天了。”
    “……”

    来到机场，称完行里发现超重5公斤。
    “要交多少钱？”我问
    “一百五。”
    “不多呀。”
    “美元。”
    “……”
    “我从箱里拿点出来，你帮我去邮局办海运吧。”

    就在亚洲同学清理衣物的时候，猛然想起：“我还有条裤子在原来那房子附近的洗衣店里忘了拿了，你要不帮我取一下，一块海运过去吧。”
    “……”

    然后给我留下五百块钱，说：“你先拿着吧，以后在国内可能再办点什么呢。”
    “……”

    我说亲爱的亚洲呀，你说你去个美国我怎么也跟着这么折腾啊……T_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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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诉完毕，下面是听歌时间，这时前些天一个朋友让我听的歌，也许送给亚洲和李萌再合适不过，也送给看完这篇日志的朋友：

    李寿全：《张三的歌》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
    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
    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
    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
    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
    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
    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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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再回国，咱还去西街吃烤串、买西瓜。

来到《青年周末》一年了，我却越来越惶恐。大概在4月份的时候，一位上海的同行向我打听吴加芳的联系方式，然后在MSN上闲聊的时候，她说了一句：“现在每家媒体应该都在策划纪念‘5·12’一周年的报道吧。”

坐在电脑这边的我愣了好久，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打了三个字回复——“可能吧。”因为我知道，我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策划，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一直在找一个与此有关的选题，至少体现在自己负责的版面上。

还有一段对话，发生在大约一年前，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同事临时找我，让我帮她采访一位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在我向Z教授表明自己的采访意图之后，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你以前是学什么的？”

“我是学新闻的，Z老师。”

“你要是学法律的可能好办一点。”

“可能是吧，我也是刚毕业参加工作不久，所以希望您能帮个忙……”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的。”

“问题是，学新闻的……我和你说不清楚……这样吧，你另外找人吧，好吗，我在外面，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在电话里说清楚。”

“我们希望您也能说一说，这样更全面……”

“我经常接到你们学新闻的电话，你们就是前面讲一通这个事情，后面找几个专家学者做垫背的，这就是你们所学的新闻。”

“……”我一时语塞。

其实当时我很想和他说：“Z老师，我们是一家负责任的媒体，我是一个负责任的记者。”但我竟始终没有说出口。

直到今天，如果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恐怕，我还是没有勇气说出口。

我也在不断地问自己：我究竟算不算上“一个负责任的记者”？

小邓姐姐辞职了，带着她那份“天生就会关注那些国计民生的选题的独特视角”（郑老师曾经的评价）去了刚刚创刊的《中国周刊》——“因中国崛起而创新，为民族复兴而命笔”。

小邓姐姐，当你在MSN上和我说：“你们是独家”的时候，说实话，我真的有点不太习惯。你没有发现吗，我和你说话的时候，说的是“你在那边……”

当然，还是应该祝贺你。我开始想写这篇的文章的时候，所想的标题是“谨以此文送给选择辞职的小邓姐姐”，不过当我真正动笔的时候，我写下的是“送给再次出发的小邓姐姐”。

当时本来只是写给你一个人的，不过现在看来，也应该一并送给其他人吧。

或许，还会送给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