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toulg 的个人博客

看完《南京！南京！》的那一刻，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甚至不知道陆川想说什么。昨天看到同事的MSN签名：“陆剑雄+角川=陆川”。心里一惊，也一下子让我这几天头脑中理不清楚的关于《南京！南京！》的思绪顺畅起来。

我写下现在的标题：被放大的“陆·川”。

被放大的陆剑雄

“我们依然活着，因为我们一直在抵抗”的宣传语赫然印在电影海报上，“抵抗”这样一个在南京大屠有暗香盈袖杀中我们几乎没有见到过的概念，可以或多或少地唤起我们的民族情感。关于南京大屠有暗香盈袖杀的史料看过一些，陆剑雄确实是我所不知道的，所以要感谢陆川让我知道了这样的中国莫道不消魂军人。

陆川说，这些中国莫道不消魂军人的抵抗故事是他翻阅了大量日本老兵的日记发现的。

我不知道陆川究竟看了多少日本老兵的日记，但可以想象的是，这样的故事一定为数不多。

东史郎或许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但东史郎日记中的南京，只存在一些零星的抵抗；实际上几乎没有抵抗。当日军围攻这座城市时，许多中国士兵丢下武器弃城而逃，后来向日军投降，希望获得良好待遇。当他发现被俘的人数超过抓俘虏的人数时，他对中国人就越发鄙视了。东史郎写道：

“7000名战俘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聚集在两面白旗之下，那旗子挂在一个枯树枝上在夜空中飘动。”

“我在想，他们怎么能变成俘虏呢？他们有那么多人——超过两个营——竟然一点也没有尝试抵抗……尽管我们只有两个连，而且那7000名俘虏已被解除了武装，但是如果他们决定站起来反抗，那我们的部队就彻底完了。”

我相信陆川是看过这些日记的，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或许，他根本不想告诉我们，因为他发现了陆剑雄——一个让他激动，也足以让国人激动的人。

是的，我也为陆剑雄动容，为在那样的时刻仍然选择坚持抵抗的陆剑雄们敬礼。

但1937年的南京到底有多少陆剑雄？

陆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只一次强调并放大着“抵抗”的概念。陆川试图扭转国人总是以受害者的心态来谈论南京大屠有暗香盈袖杀，“正是因为南京人民的殊死抵抗才导致了日军的屠城。”

这显然是一个太过于简单的逻辑。

不只一个朋友在和我聊到这部电影的时候会说，他们看到一场毫无缘由的屠戮。很多人都想知道这场屠有暗香盈袖杀的原因。一个常见的解释是，日本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令他们没有料到的是，一个淞沪会战就耗了他们三个月。于是，愤怒的日本人来到当时的都城南京时，兽性大发地对中国人实施了残酷的“报复”。

这或许是导致南京暴行最直接的原因之一，但显然不是惟一的原因。关于这一话题的探讨，无数专家学者仍然在进行。《南京！南京！》显然也不能承担这样的重任，如果以此为主旨，恐怕需要另拍一部影片。但无论如何，不能简化成“我们的殊死抵抗导致日军屠城”。

一个民族是否成熟，不仅在于是否能够成熟地看待曾经的敌人，也在于是否能够成熟地看待曾经的自己。更何况，《南京！南京！》真的能够成熟地看待日本人了吗？这是下一个要讨论的话题。

被放大的角川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日军在南京长达六周的暴行？

我当然不想也不会自不量力地给出一个权威的解答。我只想提供一个故事：在俘虏了大量国莫道不消魂军队之后，日方的某个高层人物说：“要安置这么多的俘虏，要给他们食物，这是个大问题”。于是解决食物问题的方法这样产生了：“我立即命令所有的部队：‘我们必须全部杀掉这些俘虏！’”而当命令被执行的时候，被杀的，就不只是战俘了。

这个故事的真伪我没有考证。如果是真的，这恐怕是一个更为简单、也更为可怕的逻辑。

再来说《南京！南京！》对于暴行的呈现，或许画面已经足够令人震撼，但真实的图景一定会让你更加震惊。同样只以“强奸”为例。他们不只强奸，还把竹竿、树枝、啤酒瓶插进他们的阴有暗香盈袖道，甚至把鞭炮插入女人的阴有暗香盈袖道，再把人活活炸死。他们不只自己强奸，还强迫父亲强奸女儿，儿子强奸母亲……

你能想象这样的场景吗？

当然，这样的场景恐怕是否适合出现在电影中是另一个话题。

之所以重提这些事情，并非纯粹为了揭自己的伤疤。我也并不认为现在正在讲述这些的自己在内心中充满民族主义的仇恨。

陆川说他不想把日本人描绘成魔鬼，因为魔鬼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他说日本人也是人，也有人性，普通人做出这样的事情才更可怕。所以我们看到了角川——让一部分中国人感到不太舒服的日本兵。

但1937年的南京到底有多少角川？

陆川以“人性”的名义，以角川内心仍未泯灭的善念，来反映他对战争之残酷的思考。但他忽略了那些“曾经是角川但后来忘了自己是角川”的日本士兵。他们忘却自己的过程——如何抛弃善念肆意施恶的过程，或许比角川的死，更能震撼人心，更能让人思考普通人做出这种事情的可怕之处。

善是人性，恶就不是人性了吗？

我从来没有把彼时的日本人不当人看，因为我知道，直面恶，同样以人性为名，却更需要勇气。不管是对于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陆川试图让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时接受角川这一角色。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在日本公映，并引起日本人的思考。我支持陆川的这一想法，但不知道角川这一形象的塑造是否亦与此相关。既然以人性为名，那就理应更与人性相关。

角川的扮演者——中泉英雄的祖父曾参与过侵华战争，并在返回日本后自杀。但角川的自杀，被陆川安排在了中国，于是，他的死，再一次被放大了。

被缩小的拉贝

《拉贝日记》与《南京！南京！》几乎同时上映，我还没有看。尽管陆川在接受采访表示不想贬低拉贝的历史贡献，但从他的态度中，早就可以判断出，他也绝对不会突显拉贝的历史功绩，因为这与他所要表达的“抵抗”主题似乎并不相关。

据说“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馆长汤道銮在看到拉贝下跪的镜头时愤然离席，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前的“拉贝无用论”，以及安全区是源自于中国教授的提议，都是极为不负责任的说法。而说到拉贝回国，那是他不得不走。德国人已经好多次要他回去，他都拒绝，甚至把召回书给撕掉。德国政府在接到日本方面的通报后，决定对拉贝发出最后召回。当时，拉贝看到在南京大屠有暗香盈袖杀六周后局势趋于平稳，各国的大使也都开始相继回来，他才将难民营安排妥当回国。

拉贝是否下跪并不是我要讨论的重点。对于一个了解拉贝其人的观众，我可以从《南京！南京！》中感受到拉贝当年的艰难和无奈，但对于一个不了解拉贝故事的观众，看完之后却会觉得“哦，原来拉贝也不过如此。”

但1937年的南京只有一个拉贝吗？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共有十几名成员：明尼·魏特琳、罗伯特·威尔逊、约翰·马吉……我读过他们的故事，也在电影中看到了他们的身影，但却没有听到他们的名字在影片中出现。我只看到一个外国女人被一个日本人扇了一计耳光，但那个女人是谁？观众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这些当年为保护中国民众而选择留在战火中的外国人，就这样，和拉贝一起，被缩小了。

     当我费尽心力地试图把这部电影和历史相对接的时候，总免不了遗憾地叹息。不过转念一想，如果只是把它看成“陆·川”导演的思想，一切又似乎显得顺理成章。我并不想指责陆川什么，毕竟有这样的作品已实属不易。所以，请容我吝啬地为陆川鼓上几掌。

    所以他那张纵贯线的票便宜我了。





    下面是我和同学看完之后的一段对话

木头：牛B吗？

Liuasiam：期望得有点儿过高了  不过回想起来还挺不错的

木头：我和你一样，期望有点高，老觉得差点啥

Liuasiam：我那天还憋了一泡尿 看的时候老觉得多点儿啥

因为下午的采访临时挪到周四了，所以稍微轻松了一下。忽然QQ里冒出一个人，好几年没有联系过的高中同学，现在在想香港读书，和她的双胞胎姐姐写了点东西，要给我看看。短短几句话，便能觉出她一点也没变，但毕竟已经有近五年没有联系，有些话不知该从何说起，于是在她传给我文档末尾，写了一封短信。这封短信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到最后，她依然像以前一样开始唠叨着鼓励我——她不觉得自己没有变化，但唯独这一点，她毫不否认。

下午开始看《亲爱的安德烈》，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有些内容是当时南方周末的专栏里不曾刊出的，所以读来更添欣喜。母子之间三年的书信，让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我想起自己也曾给父母写过两次信，都是在高中的时候，正值青春期的我和很多那个年龄的男孩子一样，根本不想与父母交流。于是我也尝试着给父母写信，但与安德烈不同，我只写过两封，而且都是在内心愧疚的情况之下。

一次是在某个五一或者十一之前的一天，我正在上晚自习，父母来学校找到我（高中时住校，又没有手机，所以有什么事情只能他们亲自来学校），兴冲冲地告诉我五一准备去什么地方玩，票都已经买好了。我当时就跳了起来，“为什么你们都没和我商量就决定了，还把票都买好了，我不去不行了是吗？”就在教学楼的楼道里，在教室门外，我和父母嚷了起来。他们显然被我吓了一跳，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现在想来，我能给出的唯一的解释或许就是“青春期”，感觉自己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他们接下来只是不断地说着“咱不去了”“咱退票”之类，便失望地回去了。

回到座位上的我却因为刚才的暴躁开始不安起来，我想起上一次母亲来学校找我。也是一个假期过后，母亲骑着自行车来到学校，车筐里装满了各种“好吃的”。我一个大男生还要妈妈骑自行车来送这些东西？！因为怕让同学看到笑话我，所以没说几句话，我就把她打发回去了，东西一样也没留。后来父亲告诉我：“那天你妈自己骑自行车回来哭了一路。”原来因为那个假期她出去旅游，而我好不容易放一次假回家呆几天，她却没有在家给我做饭，觉得有点“对不住”我，所以做了很多吃的送到学校，想给我补偿一下。

后来母亲再也没有和我提起过此事，但我的脑海中却不时浮现出她一个人边落泪边骑车的情形。想到这里，暴跳之后的我也不禁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我这一哭又把班里的几个朋友吓了一跳，以为我家里出了什么事。那天，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但信的内容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我与父母的关系，却确实得到了暂时的缓和。

是呀，如龙应台所说，“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信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现在开始“认识”吧，不晚。

      最近关于消费和爱国的言帘卷西风论越来越多：先是北科大教授赵晓宣称“现在买房，就是爱国”；然后中央党校教授韩保江和窦勇又提出“积极消费就是爱国”；紧接着就有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发动一场爱国消费、扩内需、救中国的运动”，让每个人、每个单位把一年的收入都进行消费，并大义凛然地表示“如果政府允许这么做的话，我愿意拿出我的精力和我的财力去推动这个事情”；为鼓励大家买房，合肥市委帘卷西风书记孙金龙在调研市场时当场买下一套80多平方米高层住宅“身先士卒”，当地规划局局帘卷西风长王爱华更是在电视直播中高喊“买房就是爱国”。

      前天，家宝总理在英国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正好也谈到了这个问题，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巴伯：我认为在这个方面的消费需求是相当重要的，有这样一种观点，说消费者需求是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对此您赞同吗？

温莫道不消魂家半夜凉初透宝：我们不简单提这个口号。但是我们认为促进经济发展还要靠最终消费。

巴伯：但这个口号还是很吸引人的。

温莫道不消魂家半夜凉初透宝：群众是否消费，消费多少，不在口号，而在他手里有没有钱，在于市场有没有适销对路的产品。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几件事情。今年年初，我们给7400万低收入者发放了一次性补贴，每人100到150元。我们连续第四年提高企业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增长10％，每人110元。我们提高了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给低保和抚恤人员增加补贴。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对1200万教师实行绩效工资制度，使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工资与公务员的工资达到同一个水平。群众有钱了，就可以消费了。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从元月20日开始到12月31日为止，对购置1．6Ｌ以下的汽车实行购置税减半的政策，第一天汽车销售火爆，连库存都卖光。

因为我妈是大夫。

在我上大学之后第一次去校医院时，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看病。挂号？挂号是什么意思？因为在上大学之前，每次生病，要么是我妈直接在家给我看了，要么就是把我领到某个大夫面前，所以我从来不知道“挂号”是什么东西。

也是在大学之后，我经常拿会拿我妈来戏弄一下同学。我是河北沧州人，沧州这地方不出名，顶多读过《水浒》的人会知道那是林冲发配的地方。但我从来不用林冲发配来介绍自己的家乡，那有啥可炫耀的。

我一般会告诉他们：“沧州自古出名医，比如扁鹊。知道吧？”

“知道知道。”（中国人基本都知道）

“再比如，神医喜来乐，知道吧？”

“对对对，就那个电视剧里。”（说实话，沧州人自己都不知道有个喜来乐）

“还有，神医王景彦，知道吧？”

有的人会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会顺着点点头，说“好像听说过”。每当这时，我总会哈哈大笑地告诉他：“王景彦是我妈！”

我妈哪里是什么神医，连名医都算不上，她只是一个县级医院的普通医生。

现在大家都有看病难、看病贵的抱怨，比如我昨天发个烧就被一个医生抢去了二百五，输一次液居然就花了一百四十多，另一个发烧的朋友跟我感叹：“你这药真金贵，输一回顶我输三回的。”无良大夫啊！

每当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时，如果我妈在场，她总会说：“那是大医院，基层的医院一般没有这么黑。”她总是在试图维护自己所在医院的名声，尽管那是一个经营得并不算好的县医院。

后来的一件事情，让我妈更加坚定了自己了看法。那是高半夜凉初透考之后的暑假，我那不争气的腿长了一个肿瘤，尽管检测结果是良性的，但为了保险，所以爸妈还是决定把我送到天津肿瘤医院去做手术，据说那是个在治疗肿瘤方面全国知名的医院，在那儿做手术比较有保障。

去天津之前，我妈说，人家那是大医院，肯定特别贵，得多拿点钱，于是拿了三千块钱。又不是什么大病，以为这三千块钱就足够了。结果呢，还没等我做手术，仅仅是术前检查和一些其他的预付费用，就已经把这三千块钱花光了。

“大医院”的高收费，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县级医院的医生的预想。

在天津住院的那段日子有很多难忘的事情，但既然说到了看病贵，就讲一件事吧。一天上午，护佳节又重阳士们照旧每个病房转一圈，来到我所在的病房时，她们要给一个行动不大方便的大爷洗头，大爷说“不用麻烦你们了。”护佳节又重阳士们很热情地说没事没事，于是几个人非常热情地帮大爷洗了头。

后来大爷在看帐单明细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几幅一次性手套的价钱，说我没用过一次性手套啊，这时旁边有人提醒他：“您忘了那天好几个护佳节又重阳士给您洗头了吗？”

大爷这才恍然大悟，抖搂着帐单痛心疾首地说：“我说不用她们给我洗，她们非给我洗，你看，这，唉……”

　　都到这时候了还有蚊子没被冻死，这实在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鄙人自觉心肠不算歹毒，但对蚊子却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恨，此恨“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并在2006年的夏天达到顶点（看过《大罗日志》的朋友，如果还记得其中关于蚊子的部分，应该能明白这一点）。
    继续说昨天的蚊子，它已经咬了我却还在耳边耀武扬威地嗡嗡乱叫，这认为这是对我的严重挑衅，于是我平静地起身，打开台灯，戴上眼镜，耐心搜寻它的踪影。
    它正趴在墙上，我能明显感觉到它的肚子很鼓，为了避免把房东家的墙弄脏，我没有野蛮地一巴掌拍过去，而是选择从两翼包抄的策略，于是，我的两个手掌，都有一摊它刚刚从我脖子上吸走的血。
    简单地擦了擦手，躺到床上。当我沉浸于刚才的喜悦之中而久久难以入眠的时候，我再一次听到嗡嗡声，这时我才意识到，原来刚才在我耳边叫嚣的不是被我拍死的那只蚊子，而是现在这只还没有得逞的家伙。
    我开始新一轮的战蚊行动，不过这只体重占优势的蚊子反应明显要快一些，所以它跑了，我继续搜寻了一会儿，还是没有找到它。
    无奈之下，我只能再找出已经收起来的电蚊香，说实话我并不喜欢电蚊香，因为这玩意只能驱赶蚊子，不能杀死它们。

    “我是XX，这是我在XX的新号”，这是自毕业后经常收到的短信，不知为什么，当把原来的号码删除的时候，总觉得很悲伤，仿佛很多东西随着这个号码一起都没有了。
    也许有人会说，那只是一个号码而已，有谁会在意那一连串数字的变化呢？用新的号码替换掉旧的号码之后，手机电话簿里的名字并没有变。
    可是一切，真的没有变吗？

    但凡在中国读过小学的人，都知道有一个故事叫《狼来了》。